罗晓明：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我们访谈的主题会围绕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是现在教育中的一个环节，整个教育都会被大家评论，大家认为中国教育有很多问题，每个人都在献言献策，民办教育也是其中一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将在访谈中解答。本次访谈非常感谢中国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对网易的支持。

　　今年两会中，有没有关于民办教育的提案？

　　主持人：先听听谭委员的意见，今年“两会”中，就您了解，有没有关于民办教育的提案？

　　谭忠印：在“两会”以前，国家教育部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民办高等学校的座谈会。会议开得非常好，会议结束以后，我就来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也就是说，通过“两会”前教育部开这个会体现了国家对我国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关注和关心。我们民办教育发展的时间总共不到20几年，作为教育事业来说，20几年的发展历程是相当短的，它在探索发展的路子，必然会在发展过程遇到很多困难，这都需要社会、教育管理部门和民办教育家共同解决。

　　谭忠印：在这方面，我想罗校长更有体会，您可以谈一下。

　　主持人：说到民办教育不得不提吉利大学，吉利大学是一所非常大的民办学校，但它的特色在哪里，今天请到罗校长来，请他从民办教育的层面谈一下民办教育，您现在是实际操作民办教育的领导者，您所看到的问题可能会更深刻宽广一点，从您自身来说，您认为民办教育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罗晓明：这样看问题吧，民办教育走过二十来年的路，但我认为真正的中国民办教育应该是在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我认为这个时候给民办教育带来了春天。吉利是97年在浙江组建吉利教育中心，办民办学校，当时我出任中心主任和校长。我们真正认为办学校的时间应该是在新的世纪里，这些年来，民办教育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全国现在民办高等教育的总量也已经达到了1300多家了，整个民办教育的机构非常庞大，它在全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像刚才您说到的，北京吉利大学，2000年在北京建设，在现在1600多亩的土地上建设了40多万平方米的校园建筑，有8个多亿的直接地方投入，现有专职教职工一千多人，这里面包括三个两院院士在内的，包括几十个博导，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生和国内的博士生组建的师资队伍。

　　现在的民办教育还是存在很多困难

　　罗晓明：但即使是这样，我认为现在的民办教育还是存在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有一些是老生常谈的东西，总是感觉到，中国的教育本来是教育资源短缺，落后于全世界的教育，很多的民营企业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很想参与到教育里来，但现在在教育政策的公平性上，在社会对于民办教育的认识上差别还是很大。

　　罗晓明：现在有一个非常不良的导向是，对民办教育里出现的这样一点问题、那样一点问题总是给予夸大，而对于国立大学出现的问题给予压缩，这个问题是导致了现在大家对民办教育心存很多看法。

　　罗晓明：我们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这次在“两会”期间，我们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民办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整个中国的教育都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也给予了很多承诺，所以我们又想，在“两会”之后，接下去要进行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中，我想民办教育的春天又会到来。我觉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应该像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样有二十年的路好走，从2000年开始到2020年，我相信，如果这20年走下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就像20年前的民营企业走到今天一样。那时候可能社会对它的认识也会比较和谐、比较宽容了，不会像现在一样总是夸大民办教育的不足，而对国立教育的资源分配上给予极端倾斜。

　　民办教育的春天来了吗？

　　主持人：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时，很多的民办教育家都会说“民办教育的春天来了”，但没想到其实是一个倒春寒，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

　　谭忠印：是这样，对于民办教育这个新生事物，必须形成一个全社会，包括政府的共识。民办教育在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教育进步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什么贡献？大家必须全面地、客观地、正确地评价。因为我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对民办教育研究不深，但我也很关心民办教育，我想有这么几方面：

　　谭忠印：民办教育仅仅二十年，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第一条，我们国家从解放后，一直是国家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办教育、办大学，而国家财力有限，国家很穷，办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政府力不从心。如何探索一条多元化办教育投资的路线和机制，民办教育，这些教育家、企业家带了好头，他们敢吃这口螃蟹，掏出自己的钱办教育，这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他们做了。我想，这个贡献在探讨一个多元化投资的机制和体制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基础的一步甚至是痛苦的一步。今后随着国家的发展，我想，多元化的投资绝对要成为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和体制。这是谁的贡献呢？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功不可没。

　　谭忠印：第二，我们国家很穷，政府的公共财政有限，一年投入教育的是五百到六百亿，民办教育没要政府一分钱，由民营企业家和民办教育家投入。这块我算了一下，一年结算国家公共财政的开支大概是40个亿左右，不包括民办教育的硬件建设、校园建设、扩大这一块都不包括。给国家省了大量的钱，办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应该特别感谢民办教育的探索者们给国家财政带来这样大的补贴。

　　谭忠印：第三，我们国家建设现在在高速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民办教育这一块，一年大致要培养出将近一百万具有实用性、操作性和技能性的大专、本科学生，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谭忠印：第四，我们国家现在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22%，基本进入了大众化，由1.5%到22%是民办教育贡献的，让更多孩子念大学，民办教育功不可没。

　　谭忠印：第五，它还解决了就业问题，有近四百万本专科学生在民办教育里学习，需要大量的教师和管理人员，这里面有一批是高等教育资源再配置，但也有相当多的年轻教师，为当前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开了一个好头。我想，我们很多青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使青年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大，也使社会更和谐，使社会更安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来使全社会的人认识到民办教育对我们国家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很不容易的，他们很辛苦。我说一声“民办教育家和企业家们，你们辛苦了。”

　　对于民办教育我们还是应该肯定

　　主持人：对于民办教育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就刚才您的问题，我有一个稍显尖锐、稍显唐突的问题问一下罗校长，在中国人心目中，教育都是不挣钱的，但突然出现了民办教育，而且是民营企业家投资的，企业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很多人说，他们办教育也是为了挣钱。罗校长我们想请问您一下，您认为民办教育是否应该挣钱？您办教育的目的是否也是为了挣钱？

　　罗晓明：这个问题在社会上讨论得很多，对吉利集团来说，我作为吉利集团的副总裁，这16年在吉利集团，现在搞民办教育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我是这么认识的。企业肯定是赚钱的，但是，像吉利集团这样把赚来的钱投到教育当中，就没有希望在教育里赚钱了。97年的时候，我们在浙江建了吉利教育中心，当时我是这个教育中心的主任，我们的公司集团董事会做了一个文件“吉利集团投资于所有的教育都不求回报”这是从法律上，从我们自己的企业文件上就规定的事情。

　　主持人：从头到尾就没想过挣钱？

　　罗晓明：没想过挣钱。第二，全世界的民办教育其实发展有几百年了。像最简单的，我在04年的时候专门到日本访问了12所民办高等学校，他们的学校基本都是有80年到120年的历史。我去看的时候，他们当时的投资人也有企业家和社会组织，但到今天为止，没有哪一所学校说这个学校的资产是归哪一个家族的，没有。美国也一样，不会把学校的资产归入到某一个家族。这是从国外发展这么多年来看的。

　　罗晓明：第三，从中国教育发展来看，因为教育本身是一个投入非常大的产业，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吉利有汽车学院，光是这个汽车学院的大学楼我投入了2700万，现在为了实训工厂，包括里面的设施，又为汽车学院投进去1个多亿。两千多汽车学院的学生，消耗是非常大的，你怎么去计算节省都不可能从中找到任何利润。为什么要这样搞教育？实际有很多人把资本的寻利扩大化了，资本是要赚钱，是要扩大。但办民办教育，我个人认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纯企业，在理念上你就不要想到赚钱，第二你也不可能赚钱。我们政府对学校的定位，比如我们叫“非企业法人组织”，但我去年在政协报上就有一篇文章，我认为民办教育其实就是一个NGO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的、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自主性的实体，所以对这个组织是不可能期望盈利的。为什么企业去做？实际企业有两个考虑，第一，像吉利集团，发展了20多年，现在拥有110多亿资产，上万员工，吉利的钱哪里来的？就是在社会上，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给了它政策，给了它平台，社会的支持给了它市场，使它能够发展起来，因此它的钱本来就是来自于社会的，那么企业赚了钱之后做什么？我们认为赚了钱之后，应该做公益事业。

　　罗晓明：吉利不仅仅是花了十来个亿投资教育，不赚钱，在去年还直接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一次性捐款5000万。成为全国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最多的一家企业。如果是一家想赚钱的企业，为什么它要去捐这个钱？

　　罗晓明：所以我觉得，社会上应该要分清这样一点，企业家是要赚钱的，但企业家并不是要在每一个项目上赚钱，他需要拿出一些东西来做社会的东西。比如比尔盖茨努力赚钱，但他赚了钱以后拿出很多钱来做盖茨基金会，巴菲特一口气把300多亿美金捐到盖茨基金会里去，那是为什么？你说企业都是为赚钱？不是这样的。李嘉诚拿出那么多钱做基金会。所以社会上有些人，总觉得企业就是赚钱的，企业家就是为了赚钱，资本就是寻利，把这些东西扩大化。

　　主持人：这一点上，吉利大学我们是了解了，但有更多民办教学可能因为我们不了解而有一些误会在里面，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让大家都能够认清民办教育的本质。

　　主持人：谭委员，原来您也做过公办大学的校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您做公办大学校长的时候，您认为一个大学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最核心的竞争力是教师

　　谭忠印：最核心的竞争力是教师。

　　主持人：您的教师都从哪里来的？

　　谭忠印：我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少部分是我们学校留校任教的，还有少部分北大清华毕业的，只有一个好的教师队伍、优秀的教师队伍，再有一个好的校长，这个学校没理由办不好。

　　主持人：据我们了解，在初等的民办教育体系中，师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想请问罗校长，我们学校的师资好吗？民办教育现在有没有遇到老师难请、老师资源不充裕的情况？

　　罗晓明：从政策上来说，现在民办学校请老师还存在一种障碍。比如户口的障碍，民办学校现在要争取到户口比较困难。比如职称的障碍，比如老师的流动性，公办学校的老师如果流动到民办学校，档案的问题、干部身份的问题，很多杂七杂八的个人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了。现在很多公办学校在师资上富余，或者师资对它的专业已经不起作用了，而民办学校又想要，但流动不过来。

　　罗晓明：在另一方面，作为民办学校来说，它在师资上的构建有比国立大学更宽、更有办法的一面。比如像我们学校，我们可以在全世界找人，并且我们找人比别人来得方便得多。公办大学中常常为了一个优秀教授的待遇问题不好平衡，要考虑到很多人。但我们的人，有些人来可能是十万年薪，有的人来可能是三十万年薪，有的可能是五十万年薪，我会根据我的需要，根据他的能力，根据资源的配置来招他。

　　主持人：据我所知公办学校也可以给出这么多年薪。

　　罗晓明：但我会有更多的办法处理，比如到吉利大学，凡是博士生导吉利大学，我都可以给他配汽车。住房方面，每个院都有一个博士楼，有更多的办法。

　　主持人：可能这边的操作会更灵活一点。

　　罗晓明：第二，民办大学不能跟国立大学一样，因为国立大学是国家给予资金和经费，民办大学没有。因此我认为民办大学在师资上现在要利用国立大学的富余师资来做。吉利大学现在构建的体系是这样，第一是自己直接在社会上招聘研究生、博士生的师资。第二是在国立大学里挖够国立大学富余的师资，让他们跳槽过来。因为很多人在国立大学里感觉环境不适合他们的生存，想自己有所发展，愿意到民办大学来，这样的人现在吉利大学有很多。

　　罗晓明：第三，我们充分利用了国立大学的师资，特别是在北京有这个优势，我们让他们做兼职教授。

　　主持人：可是像您说的三种方式，很难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大学不仅仅承担教学义务，还有科研的成分在里面。随着科研转化为教学，通过学生的刺激再转化为科研，相互促进，在国立的高等学府中都是这样做的。

　　罗晓明：那是一个过程。现在对中国的民办大学来说，所承担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教学任务，等学校发展壮大了，条件具备了，就会慢慢走进科研。比如吉利大学，现在有专门的科研体系、科研校长、科研处长，学校还专门给他科研经费。而吉利大学，包括吉利集团都向国家申请了科研的东西，像吉利大学就有自己的国家863计划，我们也在做。吉利集团今年又申请了好几个国家863计划，成为全国汽车企业里拥有863计划项目最多的企业。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发展过程，至少吉利大学的科研做起来了，但这种科研现在还不能跟清华、北大来比，因为人家是科研专项。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学校是分类型的

　　谭忠印：我说几句。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学校是分类型的。一种是研究型大学，一种是研究和教学型大学，再一种是教学型大学。严格说起来，当前我们国家的民办大学，不是“大学”，而是“学院”，教育部批准的不能用大学，大学是特殊例子，是凤毛麟角，全国这么多大学一律叫“学院”，在国外也是这样，主要以从事教学为主，培养的人才里，学院里除了少量的本科生以外，大量是专科生。刚才我说了，专科生的特点是什么呢？实用型、技能型、操作型的高级人才。这部分的人才培养，在学校里主要通过实践和教学，教师以教学为主，可以搞一部分科研，目的是不断带动学校质量和提升，而他的主要任务绝不能把科研放在主要。因为学院里没有多少科研学习，需要学技能和知识，所以民办大学走的路子完全是对的，符合国家的要求。将来再过二十年，民办大学占半壁江山，有一批研究生大学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

　　谭忠印：第二我想谈一下关于回报的问题，这是社会上一个模糊的认识，办民办大学要投资，那当然要暴利，要挣钱了。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国家的民办大学大概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境外的大慈善家捐资助学，像李嘉诚办宁波大学，还有很多大的资本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国家建立一部分大学。他们只投入。

　　主持人：不管理？

　　谭忠印：参与一定的管理，但不回报，要求社会回报，要社会效益。这是一块。第二块，国有大学把资源整合以后，利用他们的资源优势办了独立学院，独立学院最初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国立大学为了争取高效益搞的，后来发现不对，必须调整。他们这一块资源当然优厚了，毕竟是国立大学，不管是师资还是方方面面的教育资源。第三块就是纯粹的投资办学，民营企业家、民营教育家个人拿出钱来办。这里不排除一部分人最初想挣点儿钱的想法，有一部分开始就不是想挣钱，想在社会上宣传自己的企业形象，当一个广告用，这也是有的。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实践工作者们发现，在教育上获得暴利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从事教育的人由于良心发现，他自己逐渐地提高了认识，发现教育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想靠这个赚钱，既是不可能，也是不人道的。因此，教育事业，大的环境应该说是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到今天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用社会公益，不回报，是不能回答这个复杂例子的。我举个例子，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很多学院设了中国留学生部，大量挖掘中国人才，我不相信国外的大学招中国留学生是为了中国的公益事业，我不认为。我认为他们是服务贸易，他们在服务贸易上赚了我们大量的钱，这一块必须有清醒认识。我们国内的企业家，这些民办大学，要经过自己的资本投入以后有一定比例的回报，不以盈利为目的，这是现行政策和制度允许的，也是可行的。这里面需要掌握一个尺度，第一步以盈利为目的，第二，这个回报一定要建立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回报来发展学校，来扩充，给教师创造福利等等。这个回报的百分比多少合适？需要在实践中研究。

　　谭忠印：比如我们国家对民办高等教育收税，是不是这个情况？

　　主持人：对，我们也非常想了解。

　　罗晓明：现在有个别地方在做，大量的还没有收税。

　　谭忠印：有的收税，甚至有的把民办教育作为企业来处理，收33%，现在的新税法是25%，你想，把四分之一的收入拿走了，再让它和国有大学平起平坐资金就很困难了。有的省市是这样的，都不合适。所以需要研究一种办法给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办学的社会环境创造一个更宽松的、更现实的、更有利于民办教育发展的空间和理念。我想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独立学院，本来我想放在后面，既然您提到我们就放在这儿说。还是从中学这一块说，现在国家已经明文规定，禁止公办院校、名校办民校，因为这叫压榨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说句不好听的叫挂羊头卖狗肉，独立学院是否可以类比？我想听听二位的见解。

　　罗晓明：在前两年，对于中小学当中的名校办民校，意见总是一边倒，大家认为都不能，但最近“两会”一召开大家突然发现，有“两会”代表开始提出了，名校办民校是一件好事。

　　主持人：我也看到这篇文章了。

　　罗晓明：所以现在对这方面的争论还是很多，对于名校办民校的观点，在中小学阶段我不做评价，因为我不参与这种教育。

　　主持人：您跟他们没有直接竞争。

　　罗晓明：因为我比较了解的是，国内大学办的独立学院，我认为已经偏离了。刚才谭委员就讲到，过去的独立学院是怎么立起来的？是用国立大学完全国有的资源，无论是资金资源、师资资源还是品牌资源，用这种资源组建出一个分院，一个二级学院，然后再给它赋予民营机制，其实这个民营机制就是收费的民营机制，其他都是国有资源，以此来变成一个可以盈利的机构，然后用赚的钱补贴母校的发展。当时大量的学校都是这么做的。

　　罗晓明：但后来开始偏移了，有一些人把独立学院、二级学院赚的钱不补贴给母校，因为机制是民营的，通过民营的机制转化了。我不断听到有一些大学校长接受了二级学院的好处，一种情况出现了；第二种情况，一些企业家，或者纯社会的企业家作为二级学院的投资人组建一个独立学院，但是这个组建完成变成一个盈利机构，并不是这个企业家想出来的，而是教育部门想做出来的。因为独立学院是教育部定的，但教育部定的什么政策呢？投资人办独立学院，要用30%左右的利益，包括原有投资的资产，都是归国立大学所有。这一下把本来不是盈利的公益教育变成了盈利的。你想，一个企业家投资学校，教育部门规定把他30%的利益给国家拿走，这个企业家自己还要盈利，如果给他相等的盈利就是说，他赚的一百万至少要分配出五六十万，真正用于学生教育的钱就很少了。这样下来教育就变成了一个暴利的行业，为什么这两年出现了教育是暴利行业的说法呢？我认为核心就是独立学院，因为明文规定独立学院可以分百分之二三十，投资人再分一些钱，哪怕只分10%，也有40%分走了，说明教育太赚钱了嘛。

　　主持人：那您认为是不是独立学院跟您抢夺生源？

　　罗晓明：我认为独立学院这个独实际是毒害的毒，是毒害中国的教育，它并不是对我，对民办学校的压榨。因为这些年来我接触了大量的投资独立学院的人，投资人认为我拿钱搞教育，是想弘扬自己的理想，是宣扬自己对教育的理念，通过教育的平台来实现它，但是独立学院必须要归到母校管理，是母校不让我宣扬我的思想，因此他感觉到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第二，他说我的钱本来是想用教育救国，结果母校分走我这么多的钱，我怎么使学校发展下去呢？返过来，母校派出去的到独立学院当校长的人，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他们也意见很大。他们说，我们想努力维护的母校的教育思想、品牌、经济利益、社会利益都要我来维护，但现在要我跟企业家打交道、投资人打交道，让我觉得很痛苦，如果我极力维护母校的利益，投资人对我有意见，如果我偏到投资人这一边，我的母校又对我有意见。所以他也感觉到很痛苦。为什么这些年说独立学院是一个怪胎？是一个不可能长期活下去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它无法存在。

　　谭忠印：我说一点。作为投资办学一方的罗校长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观点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在公办大学做过校长，刚才我说的那段话，我是对捐资助学者、投资办学者和国有高等学校的独立学院同志的全体评价，不是对哪一部分人的评价。也就是说，民办教育对社会的五大贡献包括了独立学院，这是第一。

　　谭忠印：第二，独立学院的产生，也是我们国家在探索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时出现的一个现象，也允许国有高等学校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索，甚至允许出现犯错误的地方。他们的一些做法，我讲第一条，当国有高等学校创立独立学院的时候，国家教育部，各省政府教育厅，严格控制国有资产和民办学校的关系，控制得非常严，当时甚至不允许在校内办，大家都知道，因为占了国有的硬件条件，占用了国有资本。还提出来，如何明确你的民办性质，做了很多规定。但大家知道，脱胎于一个国有学校的让它完全离开母体，还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也有不规范，让民办投资者出现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探索高等教育改革路子上的一条路子。独立学院这条路子现在看来大概占了民办高等学校的将近一半，而且大量的是本科生，那一半是民办高等学校的专科生。大家对这一块有充分认识。而且我相信，在我们国家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改革的情况下，独立学院逐渐从依赖于母校，到仅仅利用国有高等学校的智力资源、师资资源和办学经验。

　　主持人：还有品牌资源。

　　谭忠印：这都是好事，不是坏事。现在他们也面临很大的考验，比如从今年开始，不允许用母校的名字写毕业证了。可是学生当时考进来时就是冲着母校的牌子，如果不写母校的名字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使年轻人进入社会呢？这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到安定团结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都要做好学校的工作，让这个问题平稳过渡，让他们理解我们国家对独立学院的政策。所以我认为，只要他们按照正确路子前进，也会和民办教育一样，会健康发展的。至于说“毒”，我想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它也是民办教育的一块，大家在一条路上携手前进，取得共赢，可能要比踩下去更好一些，可能还踩不下去呢。

　　罗晓明：我想谭委员的心态确实很好，很包容。但我从自己对独立学院现在的构架来看，我认为能够走上健康道路确实非常困难。包括将来要出的事情，如果独立学院作为民办教育的一部分，如果独立学院出了事情，情况将是最尖锐、最复杂的，这是我确实看到的。因为我已经在全国好多省市接触了大量的独立学院，包括原有的国立大学把自己放在校门口的一块好地段给企业家投资，企业家利用了里面的条件，结果它发展了，母校不能得到发展，现在母校跟独立学院打官司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

　　主持人：可能就是利益的均衡，从两位的言论中总结一句比较中性的话“独立学院不在发展中生存，就在发展中死亡”。是这样吗？

　　谭忠印：不是。我坚信独立学院经过调整和定位，资产剥离，他们进入正常轨道的速度和路径要比民办投资的快。

　　主持人：为什么？

　　谭忠印：因为它直接利用的资源是很丰富的。刚才我说了，办大学最主要的是教师，而恰恰国际高等学校的雄厚师资力量支撑了他们，这一块是民办投资者，从统计来看，暂时还达不到的。所以不会存在在调整中死亡的问题，它一定会在国家政策的调整下健康共赢地发展。最后我的想法，独立学院和民办学校会归类，是殊途同归。

　　主持人：现在也是民办教育的初期，虽然已经经过很多年了，但民办教育还是没有形成非常大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学院的出现会不会对民办教育造成一种扼杀，和它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因为教师这个核心力量不掌握在民办教育手中。虽然现在要剥离母校，但资源还是不存在于独立学院。

　　谭忠印：不存在公平不公平，师资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北大清华要和全国三十多所院校竞争的话，全国三十多所院校就会感到不公平，多数的优秀师资都集中在北大和清华。将来也会有这种情况，像哈佛、斯坦福这种学校和美国的社区大学、州立大学都是不可比的，不要比这个。第二点，独立大学的师资优势，应该说是办好独立大学或民办性质大学的非常好的先天条件。暂时看来有可能，他们的招生使民办大学受到了一定的威胁，但要长远来看，我们国家是22%的毛入学率，刚刚进入大学化，美国是50%到60%的毛入学率，想念大学都可以念。我们国家不用达到22%，达到35%，民办大学再扩大两倍都有招不完的生，你怕什么独立学院的竞争呢？所以一旦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时候，生源太多了。大家就要愁怎么把学生培养起来。今后是这样的，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主持人：罗校长您怎么看？您还是觉得民办教育和独立学院是对着干的吗？因为事情是不辨不清的。

　　罗晓明：我觉得谭委员刚才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是从他的认识，而我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有一个认识，我感觉现在民办学校如果继续规范，我觉得容易规范，但如果规范独立学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的独立学院本身构成就很复杂，有一些是把纯国有的资产变成独立学院，把它作为赚钱工具，用公办的资源、民办的机制来吸纳钱，我认为现在要放弃这一块利益，当然是很困难的。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在公办的学校跟私营老板，或者跟办独立学院的人，这种利益上原来所签下来的协议，包括现在在公办大学里所造的房子，变成他的，这个产权今后的归属是非常复杂的。

　　主持人：关于高等教育、关于民办教育，关于整个中国的教育我们都有话要说，而且也是非常复杂。不论是谭委员还是罗校长，都希望中国的教育办好，能够为中国教出更好的学生来，但现实摆在面前，教育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遇到问题都要去解决。希望像今天这样的探讨以后能继续，谢谢两位做客网易新闻中心，谢谢谭委员，谢谢罗校长。

　　罗晓明：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谢谢各位网友，此次访谈到此结束，各位网友再见。